作者 | 《财经》记者 鲁伟 编辑 | 朱弢
一份涉及铁岭市清河区38个行政村的调研报告显示，当地农村人口流失比较严重，常住人口占比不足户籍人口的40%，“空巢村”问题存在着普遍性
“从调研结果来看，在可预见的未来二三十年里，村里人口的减少趋势还将持续。”这是9月19日“铁岭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关于加强“空巢村”基层治理的调查与思考》（下称《“空巢村”调查》）一文中的内容。
这份调研报告涉及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的3个乡镇38个行政村，调研发现农村人口流失普遍比较严重，常住人口占比不足户籍人口的40%，“空巢村”问题存在着普遍性，人口数量上存在着递减性，甚至是锐减性。
“空巢村”是指一些农村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永久性或暂时性地向城市迁徙，致使许多村庄常住人口数量锐减，在农村固定居住和生活的大部分是老弱妇孺。
近年来，在中国农村地区，不少农村出现“空巢化”趋势。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披露的数据：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36.11%。其中，15岁-39岁的年轻人常住在乡村的比例低于30%。
“农村‘空巢化’不是某个地区的特有现象，这是一种普遍性现象。”9月23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对《财经》表示。
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城乡社会观察和基层治理研究的吕德文兼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在他看来，其实不必过于担心与忧虑农村的“空巢化”现象，这是城镇化过程中不可逆的自然结果，“并非农村人口留在农村就是好事”。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表示，农村“空巢化”虽然在短期内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副产物，但其长期负面影响应当得到高度重视。
“空巢村”长期、普遍存在
《“空巢村”调查》是铁岭市县（市）区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履职能力大赛中，由清河区事业代表队完成的参赛作品。该文作者称，调研报告“采取了点面结合的调研方式，即通过向相关部门了解情况、与村干部座谈、入户走访等方式对清河区3个乡镇38个行政村进行了整体调研，并深入到代表普通村落的郎家屯村和代表少数民族村落的新兴村进行了现场抽样调研”而完成。
《“空巢村”调查》提到，本次调研涉及3个乡镇38个行政村，农村人口流失普遍比较严重，常住人口占比不足户籍人口的40%。其中，张相镇所辖13个行政村，户籍人口19545人，常住人口5167人；杨木林子镇所辖15个行政村，户籍人口21297人，常住人口9981人；聂家满族乡所辖10个行政村，户籍人口10389人，常住人口5043人。从调研结果来看，“空巢村”问题存在着普遍性。
公开信息显示，地处辽宁省北部的铁岭市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城市。2023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为764.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72.1亿元，比上年增长5.2%；第二产业增加值216.7亿元，比上年增长4.3%；第三产业增加值375.9亿元，比上年增长5.9%。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分别为22.5%、28.3%和49.2%。
截至2023年末，铁岭全市总人口（户籍人口）275.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18.4万人，占43.0%；乡村人口157万人，占57.0%。其中，清河区全区户籍人口为8.67万人，城镇人口6.50万人，占74.9%；乡村人口2.17万人，占25.1%。
《“空巢村”调查》显示，从调研结果来看，在可预见的未来二三十年里，村里人口的减少趋势还将持续。
“长期以来，在城市化过程中，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的独立流动（而非家庭式迁移）是农村人口主要外出方式，农村老人、妇女、儿童等‘三留守’群体规模庞大，而且这一现象在未来仍将长期存在，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偏远地区更为突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刘媛认为。
以城乡协调发展应对挑战
根据《“空巢村”调查》的分析，“空巢村”的成因主要有四点：一是，外部大环境造成空巢。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向城市就业，种地与进城务工收入对比形成明显差距，工薪、子女入学等因素造成外出农村青年不愿返乡，加速了“空巢村”的形成；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造成空巢。由于村集体经济普遍薄弱，绝大多数村民外出务工增收成为首选；三是产业结构单一造成空巢。绝大多数村产业结构单一，有近80%年轻人选择外出就业谋生；四是城乡生活水平差异造成空巢。部分村民为了给自己和孩子寻求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主动离开农村。
2024年7月28日，国务院印发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指出，经过五年的努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接近70%，更好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3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6.2%，距离70%的目标仍有4个百分点的空间，这意味着接下来年均城镇化率需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左右。
吕德文表示，过去几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多百分点，“这个规模是很庞大的，现在仍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据他观察，以前主要是有条件、有能力的农民主动离开农村，拥抱城镇化，现在是很多普通农民也参与了城镇化进程；过去的城镇化主要是在大中城市推进，现在的城镇化主要发生在县城。
吕德文认为，“有不少偏僻的、不适合人居住的农村主动城镇化了”，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有些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地理位置偏僻，自然就吸纳不了那么多人口，这是常见的经济规律，也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的表现。
吕德文强调，农村的“空巢化”是城镇化过程中的必然结果，“空巢化”本身没有问题，但仍需处理好“空巢化”过程中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
《“空巢村”调查》也提到，目前农村常住人口中以老人、儿童居多，他们生活圈子相对闭塞，一旦遇到疾病或突发事件，容易造成不良后果。对此，该文建议：有效织密网格，夯实农村治理基础。一是发挥好网格作用，实现基层治理网格化精细管理全覆盖；二是守护好留守儿童，为留守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三是保障好空巢老人，切实落实好农村医疗、农村养老等社会保障机制等。
蔡继明告诉《财经》，随着城市的发展，农村以青壮年为主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三留守”人员比例上升，“空巢化”问题加剧，这是在城市化某个发展阶段可能会出现的现象，但这一现象的持续存在却不应被忽视。伴随农村“空巢化”将会对农村基层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提出众多新的挑战，由此产生诸如基层治理资源不足、公共服务供给过剩与短缺并存、农业发展停滞等一系列负面效应。
“城乡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应通过政策调整支持农村发展，一方面在农村一端加强基层治理、完善公共服务、推动返乡创业；另一方面在城市一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农业人口家庭式迁移创造更多有利条件，以缓解‘空巢化’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蔡继明表示。
